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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豪斯学院自成立之初即奉行“男女平等”的原则,在其运行的14年间共招收了462位女性,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然而,其中约九成女性被安排进入书籍装帧、陶艺、编织等传统上被视为更适合女性的工坊,真正进入金属加工、建筑等核心课程的女性屈指可数。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玛丽安·布兰德(1893-1983),她是唯一一位完成金属加工课程的女性,不仅在之后担任了该工坊的主任,还设计了一系列代表包豪斯经典美学的金属器具。
陈可曾在其“包豪斯女孩”系列展览中多次以布兰德为灵感创作, 对她刚柔并济、变化莫测的形象颇为着迷。本次UCCA的全新创作亦以这位人物为起点,承上启下地引出艺术家的创作线索。与此前的作品相比,眼前的人物形象显然受到包豪斯织物作品的启发。陈可通过层层叠加的几何色块勾勒出仿若经纬交织的纺织肌理,映照着人物面庞的斑斓光线,亦照亮了曾经一度被视作边缘的包豪斯编织工坊及其女性创作史。
画中人物为安妮·阿尔伯斯(1899–1994),她在进入包豪斯学院时原本希望学习绘画,但因条件限制,最终进入了编织工坊。然而,她逐渐把织物发展为自己最核心的艺术表达,不断进行创新的探索——材料上的突破、前卫的设计,并将其置于当代建筑的语境之下考量。
陈可尤其关注保罗·克利在包豪斯任教期间对安妮的影响,以及她与丈夫——抽象画家约瑟夫·阿尔伯斯之间相互交织的创作关系。现代编织与抽象绘画之间的紧密关联,亦为陈可在回望这段历史的同时,拓展自身绘画语言提供了灵感。在这幅作品中,陈可把色彩与线条视作编织的元素,不断交织叠加的几何色块,既建构出具象的人物造型,也构成了贯穿画面的色彩纹理,人物仿佛逐渐融入近乎抽象的几何图式之中。
陈可自2020年开启“包豪斯女孩”系列的创作以来,已经举办过两场展览,每次呈现都有不同的切入点和叙事线索。此次的“无名包豪斯”则自构思之初就希望与UCCA所在建筑及其周边园区的历史脉络建立对话。从曾经的包豪斯风格厂房,到如今中国当代艺术的重镇,在陈可看来,艺术家的日常创作作为整个艺术生态的其中一环,何尝不是另一种生产劳动?艺术家与工匠的界限本就模糊,而包豪斯的核心理念亦是将艺术、工业与手工艺交融。
此次展览所关注的编织工坊,包豪斯的大部分女性学员都集中在这里学习。虽然这与当时的性别观念有关,但这一工坊却实现了最大的商业成功,成为包豪斯的重要财政支柱,也孕育出了安妮·阿尔伯斯、贡塔·丝托兹等重要的编织艺术家。她们用创作证明了编织并不只是一门手工艺,而是可以传达现代精神的创作媒介。
过去与当下,实体与想象的工厂,都交织在陈可的笔下,仿佛渐次消隐于点线面的抽象片段与色彩变奏之中。
眼前这幅占据整面展墙的毛毡作品,是陈可为UCCA展场构思的场域特定创作。有感于包豪斯编织工坊的历史,她尝试从抽象的编织纹样出发构想绘画语言,希望能在视觉上传达出丰富的触感、色彩的愉悦与包豪斯的美学精神。最终,她在彩色毛毡这一工业化现成材料中找到了实现这一构想的平衡点,通过拼贴组合的方式,对历史图像进行解构与再现。
《无名》以两张历史照片作为素材:一张是知名的包豪斯大师合影,包括创始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约瑟夫·阿尔伯斯、保罗·克利、瓦西里·康定斯基等均为男性,唯有贡塔·丝托兹例外;另一张拍摄于包豪斯的编织课堂,照片中可辨认出编织艺术家贡塔·丝托兹与安妮·阿尔伯斯等,其余部分女性学员的身份已经不得而知。
该作品也是对约瑟夫·阿尔伯斯和安妮·阿尔伯斯的色彩理论的回应与致敬。该理论关注色彩与空间关系所引发的感知体验,认为只有通过反复的对比实验,观察色彩如何受邻近色彩的影响,从而真正理解色彩的本质。受此启发,陈可根据自己的水彩小稿,先用彩纸进行拼贴构图,再于展厅中组合毛毡,在不断比对与调整的过程中,与空间展开对话,最终建构出这组富有几何韵律的色彩叙事。
陈可的纸本作品不同于她在布面油画中深思熟虑的构图与用色,有着高度的即兴性。线条、色彩与几何形状自由的随机组合,仿佛是对潜意识的自由描绘,又像是日记般的日常絮语。这些纸本常常是在清晨完成,夜与日的交界时分赋予这些作品更多的内省与直觉。
陈可近期完成的纸本作品,乍看之下与此次展出的同期油画差异显著,但实际上从主题、构思到用色存在诸多相通之处。这些纸本以更自由即兴的方式记录了她通过绘画对编织肌理和抽象绘画元素共通性的探索。而且,油画与纸本经常在同一天创作,陈可习惯在清晨完成几幅纸本小稿,作为轻松的“晨课”, 随后再投入全天的油画创作。此次特意将这些纸本作品与油画并置,希望从不同的维度更全面地展示陈可的创作线索。
这幅作品完成于陈可研究包豪斯编织工坊之初,画中人几乎消隐在织布机的经纬之间,面容模糊,身份难辨,暗合了历史上这群女性创作者的“无名”处境。尽管包豪斯学院开平等自由之风气招收了大量女学员,但她们往往被限制在被视为“适合女性”的编织工坊,文献中对她们的记录也多有缺失。然而,正是这个由女性主导的编织工坊,成为这所学院极富创造力、商业上最获成功的部门。这些织布机后的女性探索了织物作为艺术品与实用布料的双重潜力,不仅设计出适用于商业的图案,也不断实验新材料的织造技术。随着这个项目创作的深入,织布机后的女性逐渐走到画面前,出现在展厅中的女性肖像中。
陈可重叠了灯塔的意象与灯火通明的编织工坊。层叠的色条与色块营造出强烈的律动感,描绘灯塔发出的光芒也仿佛机器上的纺线,颇具未来主义色彩。其旁并置的一幅2015年旧作,遥远的灯塔在茫茫海面之上投下希望之光。这个明显带有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文学意象的场景,在两幅跨越十年的作品之间构成了一段无限接近灯塔的旅程,不仅串联起陈可多年来在创作中对于不同时代女性处境的关注,也凝结并再现了她自我潜在认知过程的发展与变化。
与以往不同,陈可在创作“无名包豪斯”中的所有布面油画以及墙面毛毡作品时,在构思阶段均借助拼贴画作为“底稿”,以辅助构图与思考。不过陈可对于拼贴的兴趣其实在2022年创作的这组拼贴纸本作品中已经有所体现。她将不同大小和形状的纸片上色,绘制简单图案后,粘贴于单色背景纸上,以多彩几何色块直接构图。这些纸本小品颜色欢快,线条简洁,宛如梦境里的自由书写。
陈可在这个系列的作品中展现了她随性无拘的抽象探索,同时也是向20世纪初欧洲现代艺术的重要人物保罗·克利与索尼娅·德劳内的致敬。保罗·克利在包豪斯任教期间曾开设编织设计课程,其创作理念和绘画风格对安妮·阿尔伯斯等人影响深远。索尼娅·德劳内则以几何抽象的绘画构图闻名,并将其创作跨媒介延伸至平面设计、织物、珠宝乃至家具,与包豪斯的诸多理念不谋而合。
本件作品与展厅入口处的《玛丽安与百合 No.1》遥相呼应,两幅油画均取材自艺术家玛丽安·布兰德在包豪斯时期的一张历史照片。相比入口处较早完成的那幅作品,这件近期的新作已淡化了原有的纺织肌理感,点彩般的色块趋于平坦、松散,呈现出“包豪斯女孩”系列自创作初期以来的变化与演进。
《玛丽安与百合No.1》
包豪斯学院自成立之初即奉行“男女平等”的原则,在其运行的14年间共招收了462位女性,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然而,其中约九成女性被安排进入书籍装帧、陶艺、编织等传统上被视为更适合女性的工坊,真正进入金属加工、建筑等核心课程的女性屈指可数。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玛丽安·布兰德(1893-1983),她是唯一一位完成金属加工课程的女性,不仅在之后担任了该工坊的主任,还设计了一系列代表包豪斯经典美学的金属器具。
陈可曾在其“包豪斯女孩”系列展览中多次以布兰德为灵感创作, 对她刚柔并济、变化莫测的形象颇为着迷。本次UCCA的全新创作亦以这位人物为起点,承上启下地引出艺术家的创作线索。与此前的作品相比,眼前的人物形象显然受到包豪斯织物作品的启发。陈可通过层层叠加的几何色块勾勒出仿若经纬交织的纺织肌理,映照着人物面庞的斑斓光线,亦照亮了曾经一度被视作边缘的包豪斯编织工坊及其女性创作史。
《安妮·阿尔伯斯在织布背景前》
画中人物为安妮·阿尔伯斯(1899–1994),她在进入包豪斯学院时原本希望学习绘画,但因条件限制,最终进入了编织工坊。然而,她逐渐把织物发展为自己最核心的艺术表达,不断进行创新的探索——材料上的突破、前卫的设计,并将其置于当代建筑的语境之下考量。
陈可尤其关注保罗·克利在包豪斯任教期间对安妮的影响,以及她与丈夫——抽象画家约瑟夫·阿尔伯斯之间相互交织的创作关系。现代编织与抽象绘画之间的紧密关联,亦为陈可在回望这段历史的同时,拓展自身绘画语言提供了灵感。在这幅作品中,陈可把色彩与线条视作编织的元素,不断交织叠加的几何色块,既建构出具象的人物造型,也构成了贯穿画面的色彩纹理,人物仿佛逐渐融入近乎抽象的几何图式之中。
“工厂”系列
陈可自2020年开启“包豪斯女孩”系列的创作以来,已经举办过两场展览,每次呈现都有不同的切入点和叙事线索。此次的“无名包豪斯”则自构思之初就希望与UCCA所在建筑及其周边园区的历史脉络建立对话。从曾经的包豪斯风格厂房,到如今中国当代艺术的重镇,在陈可看来,艺术家的日常创作作为整个艺术生态的其中一环,何尝不是另一种生产劳动?艺术家与工匠的界限本就模糊,而包豪斯的核心理念亦是将艺术、工业与手工艺交融。
此次展览所关注的编织工坊,包豪斯的大部分女性学员都集中在这里学习。虽然这与当时的性别观念有关,但这一工坊却实现了最大的商业成功,成为包豪斯的重要财政支柱,也孕育出了安妮·阿尔伯斯、贡塔·丝托兹等重要的编织艺术家。她们用创作证明了编织并不只是一门手工艺,而是可以传达现代精神的创作媒介。
过去与当下,实体与想象的工厂,都交织在陈可的笔下,仿佛渐次消隐于点线面的抽象片段与色彩变奏之中。
《Unknown》
眼前这幅占据整面展墙的毛毡作品,是陈可为UCCA展场构思的场域特定创作。有感于包豪斯编织工坊的历史,她尝试从抽象的编织纹样出发构想绘画语言,希望能在视觉上传达出丰富的触感、色彩的愉悦与包豪斯的美学精神。最终,她在彩色毛毡这一工业化现成材料中找到了实现这一构想的平衡点,通过拼贴组合的方式,对历史图像进行解构与再现。
《无名》以两张历史照片作为素材:一张是知名的包豪斯大师合影,包括创始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约瑟夫·阿尔伯斯、保罗·克利、瓦西里·康定斯基等均为男性,唯有贡塔·丝托兹例外;另一张拍摄于包豪斯的编织课堂,照片中可辨认出编织艺术家贡塔·丝托兹与安妮·阿尔伯斯等,其余部分女性学员的身份已经不得而知。
该作品也是对约瑟夫·阿尔伯斯和安妮·阿尔伯斯的色彩理论的回应与致敬。该理论关注色彩与空间关系所引发的感知体验,认为只有通过反复的对比实验,观察色彩如何受邻近色彩的影响,从而真正理解色彩的本质。受此启发,陈可根据自己的水彩小稿,先用彩纸进行拼贴构图,再于展厅中组合毛毡,在不断比对与调整的过程中,与空间展开对话,最终建构出这组富有几何韵律的色彩叙事。
创作于2022年的纸本小画
陈可的纸本作品不同于她在布面油画中深思熟虑的构图与用色,有着高度的即兴性。线条、色彩与几何形状自由的随机组合,仿佛是对潜意识的自由描绘,又像是日记般的日常絮语。这些纸本常常是在清晨完成,夜与日的交界时分赋予这些作品更多的内省与直觉。
创作于2024年的纸本小画
陈可近期完成的纸本作品,乍看之下与此次展出的同期油画差异显著,但实际上从主题、构思到用色存在诸多相通之处。这些纸本以更自由即兴的方式记录了她通过绘画对编织肌理和抽象绘画元素共通性的探索。而且,油画与纸本经常在同一天创作,陈可习惯在清晨完成几幅纸本小稿,作为轻松的“晨课”, 随后再投入全天的油画创作。此次特意将这些纸本作品与油画并置,希望从不同的维度更全面地展示陈可的创作线索。
《织布机后No. 1》
这幅作品完成于陈可研究包豪斯编织工坊之初,画中人几乎消隐在织布机的经纬之间,面容模糊,身份难辨,暗合了历史上这群女性创作者的“无名”处境。尽管包豪斯学院开平等自由之风气招收了大量女学员,但她们往往被限制在被视为“适合女性”的编织工坊,文献中对她们的记录也多有缺失。然而,正是这个由女性主导的编织工坊,成为这所学院极富创造力、商业上最获成功的部门。这些织布机后的女性探索了织物作为艺术品与实用布料的双重潜力,不仅设计出适用于商业的图案,也不断实验新材料的织造技术。随着这个项目创作的深入,织布机后的女性逐渐走到画面前,出现在展厅中的女性肖像中。
《日夜不停的织布工厂 No. 1》
陈可重叠了灯塔的意象与灯火通明的编织工坊。层叠的色条与色块营造出强烈的律动感,描绘灯塔发出的光芒也仿佛机器上的纺线,颇具未来主义色彩。其旁并置的一幅2015年旧作,遥远的灯塔在茫茫海面之上投下希望之光。这个明显带有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文学意象的场景,在两幅跨越十年的作品之间构成了一段无限接近灯塔的旅程,不仅串联起陈可多年来在创作中对于不同时代女性处境的关注,也凝结并再现了她自我潜在认知过程的发展与变化。
“黑色背景的彩色梦”系列
与以往不同,陈可在创作“无名包豪斯”中的所有布面油画以及墙面毛毡作品时,在构思阶段均借助拼贴画作为“底稿”,以辅助构图与思考。不过陈可对于拼贴的兴趣其实在2022年创作的这组拼贴纸本作品中已经有所体现。她将不同大小和形状的纸片上色,绘制简单图案后,粘贴于单色背景纸上,以多彩几何色块直接构图。这些纸本小品颜色欢快,线条简洁,宛如梦境里的自由书写。
“千里光与棱镜(致敬保罗·克利与索尼娅·德劳内)”系列
陈可在这个系列的作品中展现了她随性无拘的抽象探索,同时也是向20世纪初欧洲现代艺术的重要人物保罗·克利与索尼娅·德劳内的致敬。保罗·克利在包豪斯任教期间曾开设编织设计课程,其创作理念和绘画风格对安妮·阿尔伯斯等人影响深远。索尼娅·德劳内则以几何抽象的绘画构图闻名,并将其创作跨媒介延伸至平面设计、织物、珠宝乃至家具,与包豪斯的诸多理念不谋而合。
《玛丽安与百合 No. 2》
本件作品与展厅入口处的《玛丽安与百合 No.1》遥相呼应,两幅油画均取材自艺术家玛丽安·布兰德在包豪斯时期的一张历史照片。相比入口处较早完成的那幅作品,这件近期的新作已淡化了原有的纺织肌理感,点彩般的色块趋于平坦、松散,呈现出“包豪斯女孩”系列自创作初期以来的变化与演进。